千年相思一盏茶

 我此行，是循着一缕茶烟，一缕飘荡了九百四十余年的茶烟。这烟，不在杯中，而在山川的纹理、碑石的刻痕与百姓口耳相传的叹息与笑意里。它源自一个人，一场为期不过两年有余的宦游，却从此让这片土地浸透了一种叫作“苏轼”的滋味。

 宋神宗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腊月初三，经过数月跋涉，三十九岁的苏轼来到了密州。表面看，这是升迁，自富庶杭州的通判，擢为一州父母官。然而，他饮下的第一口“密州茶”，却是满喉的粗粝与苦涩。

 这苦，是赤地千里的实相。《超然台记》里，他后来的回忆轻描淡写，却字字惊心：“余自钱塘移守胶西，释舟楫之安，而服车马之劳；去雕墙之美，而庇采椽之居；背湖山之观，而行桑麻之野。” 从“天堂”坠入“桑麻之野”，不仅是环境的落差。彼时密州，连岁旱蝗，“岁比不登，盗贼满野，狱讼充斥”（《超然台记》）。知府衙门的案头，堆叠的不是诗稿，是饥民的哀嚎与赋税的簿册。这位以诗文名动天下的才子，在这里，首先必须是一个能直面惨淡、挣扎求存的实干官吏。他甚至“斋厨索然”，不得不“日食杞菊”，与民共此艰困。

 这杯北来的苦茶，叶底是现实的粗梗，是理想的困顿。新法推行中的弊病，他已深深体察，却身在其位，须得执行。那一种“违己交病”的郁结，比身体的劳顿更耗人精神。他像一枚被时代浪潮抛掷到北方旱地里的南国茶种，能否存活，能否舒展，皆是未知。

 然而，苏轼之所以为苏轼，便在于他有一种将苦味在舌尖徐徐化开，并最终品出别样回甘的禀赋。他发现了此间“风俗犹有存者”，吏民亦“不鄙其拙”。这淳朴的接纳，是苦茶中第一丝微甜。于是，他开始修葺城北一座废台。台成，弟弟子由命名为“超然”。此二字，出自《老子》“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”。这并非遁世的宣告，而是一个于极度“不超然”的现实中，为自己、也为这片土地，构筑的一座精神的瞭望塔。他要从这里，重新审视生活与命运。

 密州的茶盏，若要滋味醇厚，离不开本地的好水。苏轼在密州，寻找的不仅是一口水土不服的茶，更是一种能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“真气”。

 常山，这座被尊为有德之山的祈雨圣地的所在，便成了他精神的泉眼。熙宁八年春夏，大旱复炽，身为知州，他率民登山祈雨。这不是官僚的作秀，我仿佛能看见那个身影，袍服或许不够鲜亮，面容带着忧劳的憔悴，在嶙峋的山道上，与黔首黎民一同仰望苍天。他的祝文，不是套话：“哀我邦人，遭此凶旱。流殍之余，其命如发。”（《祭常山祝文》）字字血泪，发自至今仍然名满海内外的大文豪的肺腑。

 于是，在崇文尚教，黄老文化盛行的民间，随即产生了美丽的传说：常山有老母，感其至诚，故降甘霖。神迹的背后，是民心。更奇的是，祈雨之后，他竟在山麓发现一汪清泉，“汪洋折旋如车轮”，清冽丰沛。他如获至宝，“琢石为井”，筑亭庇之，命名“雩泉”。将一眼泉，郑重其事地记入文章，刻于碑石，因其关乎民生，更关乎为政者的心源。他在《雩泉记》中阐发：“吏有能闻而哀之，答其所求，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！轼以是愧于神。” 这眼泉，成了他自我砥砺的明镜：为官者的职责，就当如这山泉，应答百姓焦渴的呼唤，成为他们可以信赖的依靠。

 这“雩泉”，便是煎煮密州岁月最好的“天水”。它澄澈，凛冽，带着大地的脉动与上天的仁悯。他用这水，研磨作诗，用这水，冲泡困顿的生活，于是那茶汤里，便有了山的仁厚与泉的义烈，有了一份沉甸甸的“天地正气”。后来他离任时，最是依依：“举酒属雩泉，白发日夜新。何时泉中天，复照泉上人？”（《留别雩泉》）这泉，照见过他中年的白发，也照见了他未曾泯灭的赤子之心。

 有了好水，还需遍访茶山，广采灵气。密州虽无江南茶山，却有雄奇山水。苏轼的足迹，印满了马耳、九仙、障日诸峰。他不仅是游赏，更是将身心投入这北方山水的雄浑怀抱，汲取一种与江南婉丽截然不同的精神力量。

 他盛赞“九仙今已压京东”，叹其“奇秀不减雁荡”。在九仙山东南麓的巨石上，他挥毫题写“白鹤楼”三字，笔力沉雄，至今仍在。传说有白鹤仙子因慕其才与正气，现身相伴。这传说何尝不是百姓的赋形？他们将苏轼带给此山的人文光华，幻化为守护一方的精灵。他又写“前瞻马耳九仙山。碧连天。晚云间。城上高台，真个是超然。”（《江城子》）山水与楼台，在他的词句中交融，共同构筑起那个超越尘嚣的精神坐标，此时的他，完全融入这方人文。

 我无数次的猜度“超然”的真谛，尽管在《超然台记》里被阐述得淋漓尽致。但它并非逃避，而是一种更为高级的“游”：“凡物皆有可观。苟有可观，皆有可乐，非必怪奇伟丽者也。” 这是一种哲学的顿悟，是对生活本身深刻的肯定与创造。于是，密州贫瘠的物质生活，在他笔下焕发出蓬勃的诗意：园中蔬果，池中鱼蟹，薄酒醴糟，皆可醉人饱腹，皆可入文入诗。他在困窘中，开辟了一个丰饶无垠的精神世界。

 这片“山水茶山”所孕育出的最馥郁的芬芳，便是他词风的嬗变与巅峰。在密州，他写出了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，那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豪情，一扫词坛绮靡，开一代豪放之风。而丙辰年（1076）中秋，在超然台上，他望月怀远，一曲《水调歌头》“明月几时有”，将一己的兄弟情思，淬炼成对宇宙人生终极的叩问与旷达的祝愿。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这轮由密州山水滋养升起的明月，从此辉耀千古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图腾。密州的绿茶、五叶芦丁茶，至此，已酿成了最醇厚的酒，足以醉倒千秋万代。

 苏轼离开了，仿佛一位品罢香茗飘然远去的故人。但他留下的，不只是诗文碑刻，更是一缕不灭的文化心香，一盏持续温热着后世精神的茶汤。这茶烟，袅袅千年，已渗入密州大地的骨血，成为此地最深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 今日的诸城，你若漫步，仍能呼吸到这缕茶烟。常山脚下，雩泉遗址仍在，虽亭台或有更迭，但泉脉或许未绝，那“答其所求”的精神追问，依然回荡。超然台已复建，登临其上，虽不见当年“瓦砾莽苍”，但眺望马耳、九仙，体味那一份“无所往而不乐”的旷达，仍能与古人神交。九仙山上的“白鹤楼”石刻，历经风雨地震，依旧沉默地讲述着。

 更动人的是民间的记忆。有幸从皇华镇村民家中发现的“砚洗”，其形状犹如农家的猪食槽，不知哪年哪月，被主人从中间凿断，两兄弟各分一半，眉山苏轼的题刻依然清晰可见；丁家楼子村相传的“喂马石槽”，村民代代口传，直到某日清理柴堆，石槽重见天日，考古学者确认为宋物。那一刻，传说与实证瞬间贯通，苏轼不再只是书本上的名字，而是那个确曾在此驻马歇息、活生生的过客。诸城派古琴的清音，黑陶的朴拙，茂腔的高亢……这些非遗的载体里，何尝没有一种“超然”的审美与“为民”的情怀在流淌？那是一种将日常生活艺术化、将个人忧乐系于家国的文化基因，而这基因的重要一段谱系，正是苏轼在密州时期亲手写下的。

 我遇见一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，他专注于复原宋代抹茶法。他并不只追求形式的仿古，而是在缕缕茶沫中，试图揣摩那个时代文人“内外皆修”的格物精神。他说：“东坡先生若在，大概也会好奇地来尝一碗，然后笑着说，‘此味清嘉，然不及吾在常山雪水烹之野茗也。’” 众人皆笑，而我却心头一热。这便是真正的文化传承，不是顶礼膜拜，而是这种跨越时空的、平等而会心的“惺惺相惜”。

 思绪回到潍水边的寒风里。我想起《孤怀记》中那份深沉的孤寂：“余独坐南窗……墨痕犹存廿载前与君同书《起然台赋》时意气。” 那份对知交零落、岁月倥偬的孤怀，刻骨铭心。然而，苏轼在密州，似乎提供了解答这份“孤怀”的另一种可能。

 他的“超然”，从未导向真正的孤独。在常山，他与山神、泉灵对话；在九仙，他与白鹤仙子传说相伴；在卢山，他仰慕卢敖的气节，在多处景点题诗抒怀；在超然台，他与往圣先贤、与明月清风共徘徊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与这片土地上的吏民百姓，同甘共苦，气息相通。他将个人的“小孤怀”，投入到了天地正气与生民忧乐的“大情怀”之中。于是，孤怀得以消解，转化为一种与更广阔存在共鸣的“共怀”。

 《孤怀记》结尾悟道：“原来孤怀非孤，总有另颗心在乾坤某处共振。” 这“乾坤某处”，对于苏轼而言，是常州奉旨放粮赈灾，后来黄州的东坡，惠州的荔枝林，儋州的桄榔庵；更是千百年来，每一个在逆境中吟诵他诗词、汲取他力量的后来者。品读他的往事，便是在参与这场千载的共震。

 所谓的“千载相思一盏茶”，这“相思”，并非简单的追慕，而是文化灵魂的彼此辨认与深切眷念。我们相思的，是那个在困顿中依然能创造诗意、在责任中依然能保有旷达、在个体命运浮沉中依然能接通天地正气的伟大生命形态。这盏“茶”，实质是流淌在华夏文明血脉里的一种精神养分，一份在任何时代都能让人清醒、安顿、并焕发创造力的生命能量。

 风更紧了，远处超然台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隐去。我仿佛看见，九百四十年前的那个中年太守，或许也在这样一个冬日，呵着冻手，登上他心爱的高台。他眼前是荒凉的野景，心中却怀着对百姓的忧虑、对兄弟的思念、对宇宙人生的无垠探问。他将这一切，化入笔端，化入他在密州的每一日行事。

 茶已凉，烟未散。那缕茶烟，从北宋熙宁年间升起，飘过《水调歌头》的明月，缠绕过常山雩泉的清流，沾染过九仙山白鹤的羽影，穿过无数战乱与太平的岁月，终于飘到今日，飘到我的面前。它不再属于苏轼一人，它属于所有在人生行旅中，渴望超然、寻求正气、懂得品苦回甘的心灵。

 这盏茶，我们共饮。与东坡，与古人，也与千载以降，那未曾断绝的、华夏精神的苍茫与璀璨。（陈柏林）